北京电报大楼选址揭秘为什么选择这里？原来没打算挨着长安街

【导语】：冬季的长安街，两旁的建筑高大巍峨，看起来有点样式古旧的电报大楼，仍是那么显眼。百米长、七十多米高的楼体四方端正，外墙金碧辉煌。楼上正中间的四面塔钟，使大楼俯视为“山”字形。

　　骑着绿皮摩托，穿梭在四九城纵横交错的胡同里，隔着当街老远扯着嗓子喊上一声“有电报”，惊醒一胡同的街坊。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北京城里常见的光景，如今却只能通过影像回忆了。西长安街11号，老百姓口口相传的“北京电报大楼”，是电报的源头，那里曾是全亚洲最大的通信枢纽，大楼的报时钟声，已响彻京城半个多世纪。

　　位置

　　原来没打算挨着长安街

　　冬季的长安街，两旁的建筑高大巍峨，看起来有点样式古旧的电报大楼，仍是那么显眼。百米长、七十多米高的楼体四方端正，外墙金碧辉煌。楼上正中间的四面塔钟，使大楼俯视为“山”字形。

　　“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长安街上没什么高大的建筑，就这电报大楼能跟天安门遥相呼应，特别醒目。”说起电报大楼，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打开了话匣子。“解放初期，因为国家通信需要，1952年由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建电报大楼。”刘海波介绍，大楼于1956年5月正式动工，由邮电部主持建设，四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，莫斯科通信建设公司指导施工，“最开始大楼选址并不在这儿，而是在西单电话局的球场上，紧挨着如今的西单商场。当时工人都把好几百根地基桩打好了，可规划委说影响未来的街道建设，所以最后才确定现在这个位置。”

　　参与大楼设计施工的副总工程师高星忠曾回忆说，在搬运装机的过程中，每架长两米、300多公斤重的电报机不能走电梯，“全都得由大楼上班的工人靠肩担臂扛，大伙儿硬是把100多架机器从楼下搬到三层。”1958年9月29日，电报大楼终于建成投产，主体共7层，连同钟楼共计12层，进而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，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。

　　钟声

　　为什么不如以前响亮了?

　　提到电报大楼，不得不提的就是那伴随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的钟声，刘海波在大楼门前仰起头指着楼上的钟盘说，“这钟盘直径有五米多，长针得一人多高。”刘海波称，塔钟最初的设计制造，同样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东德的帮助。随着技术发展，大钟经过了多次改造，现在大钟由计算机自动控制，走时精准。

　　“这十多年来，钟面也是经历了几次变更。”刘海波回忆，这座钟最初是古铜钟面、白色指针。1972年按周恩来总理指示，为了醒目，电信总局设计并改造为白色钟面、红色指针和刻度。“可晚上大钟灯光亮起，远看一团红，特像某国的国旗，于是这个配色马上被周总理否定，他亲自指示换为体现邮电系统的绿色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再变过。”而在1997年以前，大钟上只有时针和分针，没有秒针。为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需要，大钟又增加了秒针。

　　除了钟面的改动，电报大楼的报时乐曲也有微调。刘海波称，最初由周总理亲自选定了响彻京城半个多世纪的钟声——《东方红》。“从60年代起只用《东方红》的前4小节，而且是每天24小时整点都报时。后来有附近居民提意见称太吵，所以总理指示，为避免夜间扰民，改为每天早晨七点至晚上十点间报时。而在‘文革’时期，有人借钟声发难，问为什么只播‘东方红，太阳升’两句，而不播‘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’?周总理得知后，立刻指示重新创作，每早7点第一次报时播放全曲，其他时间播放乐曲的前8小节。”

　　“这几年老有市民反映，说现如今的钟声不如以前响亮了，其实是因为周边高楼盖得太多、汽车的噪声太大，给钟声挡上了。”刘海波叹了口气，“这要搁以前，钟声至少能传出好几里地，清早安静的时候，你在北海那儿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　　■记者手记

　　有没落的行业

　　没有没落的职业精神

　　老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曾经激励了多少人走上报务员的岗位。几十年前，或许没人能想到，报务员的工作，居然也能像一个又一个非遗的老手艺一样，开始面临传承的难题。电报大楼里，只剩一个业务窗口，每月超300万封电报的盛景早已逝去多年。

　　当一个行业，变成了要靠“回忆”维系，当一个工作，变成了要用“情怀”坚守，或许，这个行业真也就快到尽头了吧。技术的高速发展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，通常令人欣喜，有时又是残酷的。曾几何时，一个个职业与那么多人的心血奉献，就那么被岁月、被大众疏远乃至遗忘了，成为了历史名词，定格在老旧照片与讲述者的回忆中。

　　但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注意到，每一位报务员，依旧怀着一种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，虽然对“电报”淡出百姓生活有着同样的惋惜与失落，但他们又有着同样的乐观和执着。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心安理得。

　　是的，心安理得。即将退休的白何廷心安理得，他用自己的双手，为老百姓传递了太多的牵挂与悲欢。55岁才转岗的王德源心安理得，从送报到发报，他圆了自己的梦，这个梦在他心中从未褪色。转岗后却挣钱不多的陈宝凤心安理得，就像她为自己取的昵称一样“怀念小时候的北京”，她希望能把电报传承下去，让电波在北京上空永不消逝。京城就剩三位报务员了，他们看待自己的职业，依旧充满自豪，因为他们曾全心全意地付出。

　　上一代人，讲究“干一行，爱一行”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崇尚“爱一行，干一行”，无论怎样，都讲究一个“爱”字，也就是职业操守、敬业精神，往大了说是追求理想，往小了说叫“对得起饭碗”。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老报务员们都热情又兴奋，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让更多人关注电报、体验电报。他们的表现，他们的热爱，对得起自己的饭碗。

　　在职业生涯里，我采访过京城最后的修笔人，接触过仍在坚守的补鞋匠，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过同样的执着与敬业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电报到底会不会“死”，但我相信，这样的职业精神不会死，这样温暖的坚持值得尊敬。

　　■相关链接

　　那些正在消失的职业

　　秤匠：

　　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木杆秤还一直是商品流通的主要度量工具。如今，随着电子秤的普及，杆秤已淡出人们视野。秤匠的制秤手艺，正在成为绝唱。

　　修笔人：
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钢笔全面普及，会写字的人几乎人手一支。那时的中山装在制作时还特意在上衣的口袋翻盖上开一个小口，而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，也时常会将钢笔作为定情信物，用钢笔作为嫁妆和贺礼的比比皆是。随着各类一次性签字笔的使用以及电脑输入法的发展，钢笔越来越少见，而修钢笔也变成一门没有“钱途”的手艺。

　　寻呼机传呼员：

　　寻呼机是个人即时通信时代的鼻祖，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，于9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，盛极一时的寻呼业，也造就了一个曾经颇为走俏的职业——传呼员。但进入21世纪，手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，寻呼机和传呼员也永远成为了历史名词。

　　胶卷冲印员：

　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安装胶卷的“傻瓜”相机进入千家万户，大街小巷也出现了海量胶卷冲印店。在数码相机与手机拍摄的大潮下，因胶卷冲印成本较高，且业务量有限，绝大多数冲印店都不接这类业务，将冲卷机处理或停用，胶卷冲印员也纷纷改行。

　　职业磨刀人：

　　“磨剪子嘞抢菜刀”，京城大街小巷，曾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，磨刀匠肩上扛着一条长板凳走街串巷，现在已经消失很久了。剪子菜刀过去算家庭重要物资，现在菜刀剪子便宜，有钱磨刀还不如换把新的，会磨刀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